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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乎!九江历史名人--史学泰斗陈寅恪之死

悲乎!九江历史名人--史学泰斗陈寅恪之死

罗思义

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

简介:陈寅恪(què,旧时读法,先生自称为),江西九江市修水县,18907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10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诗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旅美学者余英时曾经就中国大陆卓越史学家陈寅恪在文革中的遭遇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推敲陈寅恪所写的诗文去寻找他受苦受难的真相,始终没有一个详尽的答案。最近,中国大陆发表了一篇「冤案实录」的文章,详述陈寅恪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年间所受到的折磨,许多事实证明,陈寅恪夫妇是被文革的造反派活活整死的。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渊博,他的成就说得上是前无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这样一个奇才,竟在毛泽东所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中遭到横祸,夫妇两人先后在惊吓、惶惑、批斗、战栗中死去。陈寅恪之死,证明了专制政权之残暴、和中共红卫兵与造反派之可怕。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灾难。

其实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从极权君临中国大地之初就开始了。在极权所订的标准下,陈寅恪是「旧社会的反动文人」,再加上他曾经到国外深造,更是被诬为里通外国的买办、特务,这许多标签贴在陈寅恪的身上,说明了他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里先说说陈寅恪的背景:陈寅恪一八九〇年出生,是江西万宁人(今江西修水),游学欧美七年,一九二五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教授。大陆政权易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中国古代史、古文学和佛学经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历经文革浩劫、政治打击、人格羞辱、身体摧残后去世,比他小十一岁的夫人唐篔也在他死后四五天自我了断去世,追随陈寅恪于地下。

 

陈寅恪的灾难虽始于文革,但导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则应回溯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泽东听完邓小平、陆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情况介绍后,大骂当前教育政策与教育方式,他骂:「现在课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要不得」。又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祇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两个多月后(七月五日),毛泽东又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内容涉及阶级斗争,毛说:「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当局便在四个月后(十一月九日)向大陆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就种下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杀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开始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开始张贴各种各样批斗陈寅恪的大字报,他们不从学术角度批陈寅恪,而是骂「贯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指他「大肆挥霍国家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诬指他「污辱护士」。

早已目盲腿断的陈寅恪,被骂「这瞎老头什么也不用干,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心高�isibility="true">「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给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么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石脑袋见上帝吧……」

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惨的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陈尚且要安眠药帮助才能睡眠,何况二十四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革命群众知道他眼盲,但听觉灵敏,故意以噪音来干扰他的听觉,他们甚至把多个喇叭悬在他的床头,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高音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陈寅恪既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亲属当然受到株连。他的亲属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与批斗殴打,祇能「坦白招供」承认自己是「特务」,而陈寅恪是「大特务」,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特务」。因此「清白」的家属均主动站出来与陈寅恪划清界限,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难的父母,深恐牵连到自己。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中,屡见不鲜,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没有人会同情陈寅恪,因为比他们更悲惨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陈寅恪最后的两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样子,有人偷偷上门去看他,他一语不发,祇是眼角不断流泪,但外面对他的批斗诅咒仍然十分凌厉,他们骂他「比狗屎还要臭」,骂他「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结束,中山大学热爱毛的革委会则说,陈寅恪到死仍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感激!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瘦弱不堪的陈寅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逝世,经诊断死因是:心力衰竭、肠梗阻、肠痲痹,享年七十九岁。而为他吃尽苦头的妻子唐篔则在陈寅恪死后四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时死去。虽然中山大学方面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脑出血,实际则是唐篔在从容安排好一切后方随陈寅恪而去,也就是为殉夫而自行了断,祇是不愿让革命群众为她带上「自绝于人民」的帽子。

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学革委会政工组才下结论说:「陈寅恪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按国务院规定一次补发其遗属抚恤金伍佰二十元」,体现了毛与党对他的「恩情」!

陈寅恪死后,消息一直被掩盖,也许当局认为「微不足道」,也许有些官员把它订为「国家机密」,因此外界无从得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才发表了一篇「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露了陈寅恪死讯。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又刊登出一篇长文,历述中共把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经过。两个月后,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台湾国府国防部长俞大维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内有「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之句,但并无责怪政权之句。接着海外传媒在一年中发表了许多名人追悼陈寅恪的文章,其中包括有赵元任、杨步伟、毛子水、罗香林、劳干、方豪、牟润荪等。

俞大维与陈寅恪有姻亲关系,陈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的胞妹是俞大维夫人,而俞、陈两人均先后赴美国、德国同窗留学。

也许海外纪念陈的文章有批评极权之处,因此官方对此有所反应,一九七八年五月,毛死江囚,广东出版的「学术研究」刊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前言中这样写:「解放后党和人民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在他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钻研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此文发表在官方「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宣布文革浩劫结束的年代,但从此文用句来看,四人帮余孽仍在,而文革浩劫还没有结束!看来,中国大地的文人,仍有人要步陈寅恪的后尘,命丧祖国!

—— 原载: 《黄花岗》第 11 期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July 27, 2014

关键词: 陈寅恪


百家争鸣的机会,历史上不多中,网友评论问:“文化大革命期间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呢”。


 
我才意识到,40年已经过去了。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四大自由”这么美妙的辞藻反映的是什么真实了。我简答曰:“那是在伟大领袖指挥下攻击欠伟大领袖及其派系的自由,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知道“公安六条”吗?知道张志新吗?临刑前割断喉咙,以防止她游街时呼口号。我们那儿有呼口号呼错了,把“岁”呼成“死”了,就给毙掉的。叶企孙大师就是“自由”地给斗疯了,小便失禁,在北大自由乞讨。陈寅恪大师也是“自由”地给斗到小便失禁,听到大喇叭响就尿裤子。年轻人不能光听词儿就把它当作什么好事”。
 
简答了又担心没依据,百度一把“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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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 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 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 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 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 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 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 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 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 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 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 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 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陈寅恪的最后岁月:夫妻共守穷困 死生契阔

本文摘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据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了我的毒。”二十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在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一年,中大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群众愤恨至极,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著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陈寅恪是唯一一人。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

校方痛斥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一句诗,出自“论再生缘”中陈寅恪感叹与陈端生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造反派”们只是凭直觉认为“兴亡遗恨”与新旧政权有关。中山大学前历史系教授何肇发二十多年后这样认为,幸亏当年“造反派”根本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陈寅恪极有可能当场被打死。痛哉斯言。

另据知情者回忆,“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令金应熙等人"注释"陈寅恪的诗作。故陈寅恪的“反动诗作”也成为陈寅恪的一条罪状。

“不甘心”的陈寅恪,�“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梁夫人为这一野蛮行径添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陈寅恪的心脏病日趋严重。

折磨,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后进入高潮,陶铸被打倒,各路打著不同旗号的"造反派"纷纷上门逼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用“惨无人道”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一九六七年夏,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大概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写下一副"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的对联。联云: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对泣”的古典,比喻为夫妻共守穷困;“废残难豹隐”,道尽人生的无奈:天欲绝陈,先毁其目,后夺其足,即便命运如此,欲觅一避世隐居处了此残生也不可求。这副"预挽妻联"语气极之凄凉。

唐筼经年为病痛所困。在晚年,陈、唐两人一直认为唐筼将先陈寅恪而去,这也是陈寅恪向唐筼生前预撰挽联的一个内情。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之际,这对四十载相依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这段时期,陈寅恪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二十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如“婴儿一般”失去旁人护理便无法生存的陈寅恪,在这一刻充盈著丈夫的怜惜之情。在陈寅恪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日子里,陈寅恪的“申请书”,无疑是用生命写就的。

此时,陈、唐两人相依相存的情势已变成唐筼一人独力撑承两个生命的重荷。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二女儿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一九六六年结婚迁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外,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亲属中还有人贴大字报云“要坚决划清界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千万个家庭亲情的伤害,也在陈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

对于实际上已"死"过许多回的人来说,所有的伤害已变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死亡的气息终于逼近。

一九六九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文革”结束后,陈寅恪获得“平反”,当时迫令陈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释为“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朋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报告--《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份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百万知识分子在整整三年的浩劫中第一次有了片刻的喘息机会。十九天后,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春节来临。给予知识分子以"出路"的这个中共中央文件,未能挽回陈寅恪的命运。

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中山大学在一份《坚决落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再教育"和"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对于旧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要注意加以区别。像陈寅恪,一贯利用学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应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把他们批得比狗屎还要臭。以后,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养起来作反面教员”。不能给陈寅恪"出路"的症结就在这里。其时陈寅恪已搬到西南区五十号的平房宿舍去了。陌生的环境,已不成样子的家,并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这一年已走到尽头。

在这最后的时刻,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校园大部份人(包括陈寅恪两个女儿)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会与“工宣队”等权力机构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文革”结束后,校方传出陈寅恪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这个说法,正是源自这段“革委会”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的时期。真相如何,恐怕永远都不可探究。因为直至陈寅恪死后,中山大学的有关材料依然用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语调,评价“比狗屎还要臭”的陈寅恪的所谓政治态度,死不悔改的陈寅恪,死后依然遭到诅咒。而民间的传说,则更接近人物的性格,据说陈寅恪临终前,校方最后一次派人上门查看,陈寅恪断断续续表达了两个观点,一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二是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时中国与前苏联在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一连串武装冲突,两国总理为此就边界地区领土问题举行为世界瞩目的外交谈判。陈寅恪为此事而表态,不知北京方面是否曾就此问题征询过陈氏的意见。而“行将就木”的历史学家承认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表明陈寅恪最终仍与共产党“划清了界线”--这就是这个传说最传神的一笔,当年人们已这样理解陈寅恪。民间传说很生动,似乎也“很可信”!

比较肯定的情形是,在这生命最后的二百来天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少数的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他也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

对自己的结局,有一点是陈寅恪预测落空的,那就是他先爱妻而去。正因为这样,在他去世后,令人很伤痛的一件事发生了。四十五天之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八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筼亦追随九泉下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筼死于心脏病、脑出血,但在这四十五天中,唐筼从容为自己安排后事。她嘱咐从四川赶来帮忙料理陈寅恪后事的大女儿流求,若她死后不必再从四川来广州了;并一再寄语三个女儿要好好团结。在这四十五天,唐筼连一些细微的事情也安排考虑到了。她曾对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唐筼去世后,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便解开了生与死的谜底。死,是轻而易举的。唐筼大半生靠药物维系著生命,只需停药数天,生命的苦痛与哀伤便永远结束。十八年前,“我敬姊志节”的唐筼曾满怀感伤之情写下《哭从姊琬玉夫人》的悼念诗,诗中两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并以敬怀的笔触写下这样两句:“姊母殉夫死,姊亦传其烈”。十八年后,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显现。

七十一岁的唐筼,平静地了断了缠绕了七十一年的人生之凄苦,为陈寅恪而活著的唐筼,亦为陈寅恪而死。陈寅恪的人生,应该延续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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